和传统文化一样，中国书籍形态方面的设计与制作是有着很体面的历史的。"甲骨装"、"简策"、"卷轴装"、"经摺装（旋风叶 ）"、"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不仅构成了瑰丽多姿的书籍形态创造史，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的遗产非常丰富。但近几十年来，书装业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为旧的观念、*所囿，长期俳徊、滞留在"封面设计"的业态上，踯躅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的水准。对这一现状的不满，吕敬人及同仁们以拓荒式的勇气，在作出理性反省的同时，开 始了书籍形态学方面的革命，把传统的书籍装帧推向了书籍形态价值建构的高度。积累数年，已有大成。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吕敬人及同仁们十几年的书籍形态创造，已构成传统与现代装业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在这其中，吕敬人以其独到的设计理念，蕴藉深厚的人文含义，性格鲜明的视觉样式成为书装界影响很大的一位书籍设计家，由此而形成的"吕氏风格"也成为书装界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观念变革是书籍形态设计变革的先导。吕敬人认为，书籍形态设计的突破取决于对传统狭隘装帧观念的突破。现代书籍形态的创造必须解决两个观念性前提：首先，"书籍形态的塑造，并非书籍装帧家的专利，它是出版者、编辑、设计家、印刷装订者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其次，书籍形态是包含"造型"和"神态"的二重构造。前者是书的物性构造，它以美观、方便、实用的意义构成书籍直观的静止之美；后者是书的理性构造，它以丰富易懂的信息，科学合理的构成，不可思议的创意，有条理的层次，起伏跌宕的旋律，充分互补的图文，创造潜意识的启示和各类要素的充分利用，构成了书籍内容活性化的流动之美。造型和神态的完美结合，则共同创造出形神兼备的、具有生命力和保存价值的书籍。不言而喻，这个言简意赅的认识对中国书装界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它不仅要求书籍设计家站在系统论的高度切入书籍形态的创造，从而注重书籍的内在与外在、宏观与微观、文字与图像、设计与工艺流程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它解决了书籍形态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念：书籍形态的形神共存的二重构造。尤其是书的"理性构造"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书籍形态设计的文化含量，充分地扩展了书籍形态设计的空间。书籍形态的设计由此从单向性转向多向性，书籍的功能也由此发生革命性的转化：由单向性知识传递的平面结构向知识的横向、纵向、多向位的漫反射式的多元传播结构。读者将从书中获得超越书本的知识容量值，感受到书中的点、线、面构成的智慧之网。

　　在吕敬人看来，到达书的理性构造有两条路：一是以感性创造过程为基础的艺术之路，一是以信息积累、整体构成和工艺技术为内容的工学之路。吕敬人认为后者更重要，"书籍设计者单凭感性的艺术感觉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运用人类工学概念去完善、补充。工学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原著触发的想象力和设计思维，它构成读物的启示点。在此基础上，把文字、图像、色彩、素材进行创造性复合，以理性的把握创制出具有全新风格特征的书籍形态。最后，进入工艺流程，实现书籍形态设计的整体构想。准确地说，'工学'是书籍形态理性构造的具体实践系统"。将这一环节纳入到整个书籍形态的创造体系中，充分说明了吕敬人书籍形态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如果说，上述观念构成吕敬人书籍形态设计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他在长期设计实践中完整地把这一思想转化成性格鲜明的作品，则构成了书装界独树一帜的"吕氏风格"。具体地讲，吕氏风格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征。

　　整体性。在每次的设计构思中，吕敬人总是在原著信息诱发的基础上，理性地把文字、图像、色彩、素材等要素纳入整体结构加以配置和运用。即使是一个装饰性符号、一个页码或图序号也不能例外。这样，各要素在整体结构中焕发出了比单体符号更大的表现力，并以此构成视觉形态的连续性，诱导读者以连续流畅的视觉流动性进入阅读状态。卷帙浩繁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是这种设计的典型例子。全书14卷均采用统一的书函底纹、封面格式、环衬纸材、分章隔页、板芯桓线和提示符号，而每个分卷则以分编色标、分卷图像、专色标记和内页彩底显示出共性中的个性，整体中的变化，从而使各卷既保持了横向的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纵向的连续性，造成了全书视线的有序流动。

　　秩序之美。在书籍形态的设计中，所谓秩序之美，不仅指的是各表现性要素共居于一个形态结构中，更指的是这个结构具有美的表现力。纷乱无序、杂乱无章的文字、图像、等在和谐共生中能产生出超越知识信息的美感，这便是秩序之美。和绘画的感性美不同，这种美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和谐的秩序所产生的美。吕敬人把这种美的境界看成是书籍形态设计的至高境界。《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可以看作吕敬人这方面追求的一个代表作。盒函书脊将陶艺家高振宇的青瓷器皿的归纳图形，形成本书各卷的识别记号。此记号也渗透于文内、扉页、文字页、隔页、版权页中。全书的设计疏密有致，繁简得当，表现出浓厚的和谐之美。

　　隐喻性。通过象征性图式、符号、色彩等来暗喻原著的人文信息，并以此形成书籍形态的难以言表的意味和气氛，构成吕敬人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赤彤丹朱》、《家》等书籍的设计上，这一点表现得极为充分。《赤彤丹朱》的封面上没有运用具体图像，而是以略带拙味的老宋书题文字巧妙排布成窗形，字间的空档用银灰色衬出一轮红日，显得遥远而凄艳，加上满覆着的朱红色，有力地暗喻出红色年代的人文氛围。"爱！憎恶！悲哀！希望！"是吕敬人设计《家》时所采用的情感与观念基调。风雨剥蚀的大门，伫立在门前的主人公和长长的背影、孤独的灯笼以及淡灰色调上的朱红和金色，如泣如诉地转述出对"家"的心声。

　　本土性。吕敬人的书籍形态设计非常强调民族性和传统特色，但他不是简单地搬弄传统要素，而是创造性地再现它们，使之有效地转化为现代人的表现性符号。吕敬人的书籍形态设计也因此具有了浓郁的非欧美日的本土性色彩。《朱熹榜书千字文》是他近来的得意之作。在构思这一书籍的形态时，吕敬人认为朱熹的大字遒丽洒脱，以原大复制既要保持原汁原味，又要创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态。在内文设计中，他用文武线为框架将传统格式加以强化，注入大小粗细不同的文字符号，以及粗细截然不同的线条，上下的粗线稳定了狂散的墨迹，左右的细线与奔放的书法字形成对比，在扩张与内敛、动与静中取得平衡和谐。封面的设计则以中国书法的基本笔划点、撇、捺作为上、中、下三册书的基本符号特征，既统一格式又具个性。封函将一千字反雕在桐木板上，仿宋代印刷的木雕版。全函以皮带串连，如意木扣合，构成了造型别致的书籍形态。

　　趣味性。趣味性指的是在书籍形态整体结构和秩序之美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气质和品格。吕敬人有着较好的艺术修养和绘画才能，所以他能自如地表现设计的趣味性。他认为，具有趣味性的作品更能吸引读者，引起阅读欲望。在《马克思手稿影真》一书的设计中，吕敬人通过纸张、木板、牛皮、金属以及印刷雕刻等工艺演绎出一本全新的书籍形态。尤其在封面不同质感的木板和皮带上雕出细腻的文字和图像，更是心裁别出，趣味盎然。《西域考古图记》的封面用残缺的文物图像磨切嵌贴，并压烫斯坦因探险西域的地形线路图。函套本加附敦煌曼荼罗阳刻木雕板。木匣本则用西方文具柜卷帘形式，门帘雕曼荼罗图像。整个形态富有浓厚的艺术情趣，有力地激起人们对西域文明的神往和关注。

　　实验性。在借鉴传统和当代设计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创造各种新的视觉样式，采用各类材质，运用各种手法，从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实验性，也是吕敬人设计的一个显著追求。可以说，几乎在所有的书籍形态设计中，吕敬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某种实验，这使他的书籍形态设计一直保持着创新特征。

　　工艺之美。吕敬人对工艺流程和技术的要求之严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强调设计家"必须了解和把握制作书籍制作的工艺流程，现代高科技、高工艺是创造书籍新形态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吕敬人那里，工艺流程不仅构成其工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构成书籍形态之美的一个方面。很显然，高工艺、高技术在这里已升华到审美层次，成为书籍形态创造中的一个具有特殊表现力的语言，它可以有效地延伸和扩展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形态创造以及审美趣味。

　　吕敬人以特有的设计理念和实践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开创了一条新路子。这一实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放眼世界书装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日本以本土化、东方式的设计理念、造型体系和高技术工艺，和欧美诸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日本留学数年，并得到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淳教导的吕敬人深知这一现象的启示性价值：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吸取西方现代设计意识与方法，才能构建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的理念与实践体系，而这既是中国书籍设计的必由之路，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吕敬人正以独特的"吕氏风格"去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