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包浩斯的审美观点认为：少就是多，电脑美术应该属于后现代主义，如波普艺术手法中的拼贴。我们可以用电脑美术做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们还能够做超越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就涉及到两个审美差距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现代主义审美，也可以不用，可以用后现代的、拼贴的、组合的，比如说你的一些电脑美术作品，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画面组合起来，这种审美和现代主义的审美有什么不同？

　　胡：现代主义的画家，他们创作的出发点是一种表现自我，基本没有太多的主题，是一种形态的表达，视觉的表达或者是形体语言，或是通过大地环境表达。而电脑美术表现的出发点不一样，像我们做设计，首先得遵循实用的原则，突出它的功能，然后在形态上去表现。在表现上和前卫艺术，后现代艺术有吻合的地方，关键就是原创的出发点不一样，目的不一样。

　　邹：比如说辉煌50年，你就得把主题表现出来，怎么表达这个主题，就是你的创意了。

　　胡：是的，调动电脑的各种可能性，和它便捷的功能，将创意归纳到一个画面上去。

　　邹：我看你的设计作品有一个感觉，就是电脑语言运用得非常充分，也恰到好处，电脑美术是不是更适合于表达主题性的东西。1997年你设计的《故宫》光盘在法国得了莫比斯的特别奖，在多媒体界面设计方面有哪些体会？

　　胡：在法国每年有一次国际多媒体大奖赛，97年中国选送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获得了评委特别奖，这是中国首次在多媒体方面获奖，这次影响比较大，尤其在电子出版这个行业，在高科技这个领域。通过这次获奖，我对运用电脑做多媒体的界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以往使用的光盘盒大多是方形的简易包装，还有一种是大盒子包装，里面放一、二张光盘，外面看上去很厚实，里面一大二空。在《故宫》光盘的设计上，我用Ｂ５型的包装盒，以区别以上两种形态。封面用图采取大小穿插的方法，将太和殿图放在背景下，体现故宫气势，用龙纹图置于背景，光盘中的5个专题画面有机组合成一排。文字的立体效果和文字的虚影，都是通过电脑来实现的。从封面到封底，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在色彩上吸收了北京皇城的暖黄色调，使形式和内容和谐地表达。多媒体的封面设计与图书的封面设计不一样，相对来说画面的信息量比较丰富，电脑语言使用较多。

　　邹：界面的设计怎样和主题相结合？我理解的界面设计，一是让观众更好的了解内容，另一方面是否也涉及到节奏的变化。一是它的视觉效果，另外是它内部的节奏，是不是这样。

　　胡：从我的理解看，界面设计很多是采用平面设计中的表达手法，屏幕虽然小，但还是由一个个可视的画面组成的，画面中的色彩、构图、布局这些基本的法则都是平面设计要解决的东西。它与印刷品不同的是要较好的体现人机对话的交互性，"交互"是计算机的一个语言，读者要通过屏幕，用手中的鼠标来点击而产生一种互动。通过屏幕中的按钮来查询某一个作品，他可以点击目录，找到想看的作品，他又可以点击放大，把作品全部浏览一遍。交互性是它和纸介质作品不同的地方。

　　邹：界面设计是否要考虑前一个画面和后一个画面的连接问题？也就是风格的统一问题？

　　胡：风格的统一是设计中至关重要的。古希腊人说"美是和谐"，不成功的作品往往就是缺乏整体美，这一个画面和那个画面没有统一，如果把每个画面都罗列在屏幕上看，就会发现是否整体协调、色彩是否和谐，使用语言的范畴把握得好不好。

　　邹：界面设计与图书设计有不同的地方，图书设计是在纸介质的一个空间里表达的，而界面还有一个时间流程。

　　胡：是的，另外不同的是第一眼看不见，它得通过屏幕展现出来，因此很多人不太重视它，所谓"养在深闺无人识"。

　　邹：你在界面设计方面有哪些代表作。

　　胡：谈不上代表作，我曾编著了一张《电脑美术设计教程》(光盘版)，其中的界面是经过苦心经营的，使用和调动了许多电脑的表现语言，在主界面的设计上，我摒弃了传统的静态程式，用一组连贯的动画组成开首篇，使这个片头"活"起来，还借用了电影的一些表现方式，使每个画面象蒙太奇那样组接，再加上自己编辑的音乐。在《中国美术全集》的主界面设计中，我发挥了界面多层次影调特点，深色调的背景透出每个篇章的图像，主标题则采用较为单纯的亮色，体现全集的经典性。屏幕不同于纸介质，屏幕是透射光，印刷品是反射光，透射光能反映出丰富的影调，可谓异彩纷呈。在《卢浮宫艺术赏析·雕塑》的界面中，我选用大理石作为构成原素，使主题和形式吻合，正文界面中的按纽巧妙地用一个抬臂的雕像局部作功能键、增强艺术的感染力。

　　邹：我看过你设计的不少图书，各种类型，从豪华精装本到普及类读物，从艺术书到科技书、从单本书到系列丛书等等，你都有出色的设计。其中，你设计的《新中国出版50年》获得2000年中国图书装帧设计一等奖,请谈谈你的体会。

　　胡：图书的设计和电脑界面设计不一样。电脑美术设计历史很短，而图书设计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现在所指的图书设计，主要是洋装本的构成形式。《新中国出版50年》，是一本精装书，从创意、构图、到使用材质都是用整体、庄重、大方的思路。盒套、护封、扉页、篇章页、正文版面的整体设计都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从内到外不会在视觉上产生很大的跳跃。另外一套书就是"外国美术史话丛书"。这种普及性的书和精装书在功能上有所不同，精装书体现一种整体的美，而普及本在封面上下的功夫相对多一些。这是一套由10本组成的美术史话，我保持了整体构成上的统一，在用纸上选用了布纹纸，史话是专家写给老百姓看的，色彩上让他亮丽一些，轻快一些、鲜明一些，区别以往美术出版物深色调，在布局上采用了上面集中，下面留空间的等分切割构图法。

　　邹：在现代生活中，ＣＩ设计已受到人们的关注，讲形象、讲品牌已成为企业和商家的竞争手段，出版也不例外，当我们看到一些图书的封面，就知道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书，图书的形态和企业的整体形象之间你是怎么认识的？目前你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这项工作，有什么考虑吗？

　　胡：从图书设计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成功的出版社是通过它的图书来反映出整个面貌的，这关系到设计师的职责，像美国、日本、德国的一些著名出版社，非常讲究品牌意识，有一个整体风格，对比之下，我们还有差距。图书形象包含两种因素，一是创意，二是技术，技术指的是材料、装订和印制工艺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有多方面的条件，也需要一段时间。我愿意和同行一道，尽一份职责参予到这项建设性的事业中。

　　邹：后现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任何工作都会消耗资源，我是老师，就得用粉笔，在我们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也消耗自然的资源。在设计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怎么能够做到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做出很好的精神文化产品。

　　胡：做设计总要使用相关的材料，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图书的材料构成对资源环境虽然破坏很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不断在进步。我国秦汉使用的竹简、木牍，使用大量的竹子或木头削成小片，将它串起来成为一种书籍形态。东汉发明了纸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资源，但比前一代又有了进步。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未来图书的形态将有一个质的变化，随着网络化社会的进程，信息革命的到来，通过屏幕来阅读信息、获取知识的时代已经开始。

　　设计一定要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这个人类的战略目标上来，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失，垃圾成堆，造成公害。我曾提出来一个观点：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电脑的普及运用，图书纸介质这个形态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吃惊，说图书怎么会消失呢？我说，这不是绝对的消失，很多品种会消失掉，比如字典类、古典名著、历史名著、古代典藏等等这些知识，完全可以输入电脑程序，不必用纸张来大量印刷。这也符合现在居住空间的要求。人类生活空间很窄小，地球环境也有限，书籍占用的空间比一枚光盘占用的空间大得多。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可以通过互联网，这是个历史的进程。但是，书画、摄影艺术类的图书还将保留并越来越高档化，这是由它的欣赏性决定的。……

　　邹：这个话题较大，以后可作为专题探讨。你从大设计的概念来看待这些。在设计的过程中可能考虑得相对要少一些。

　　胡：信息产业的进步带给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桌面出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无纸化办公也节约了大量的生态资源，光盘的存储量从形态上、材料上对信息的保存、传播提供了方便，这些领域的工作，我们都在有形无形地参予。

　　邹：留学回来以后，你一直从事设计工作，也思考很多问题，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设计有没有作用？在你的作品中是否有这方面的运用？

　　胡：我们脑子里所拥有的东西和所表达的东西，从内到外都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摆脱不了的，目前在中国做设计，谈论某某风格、某某特色，拿到国际上还是挺中国式的，自然的反映出来。因为我们从小在一方水土中接受教育，是改变不了的。虽然接受过海外的教育，但经过了理性的分析，我们要将所看到过、经历过、研究过的海外设计成果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否定。在设计中一般不是有意识的中国味、中国化，而是尽量符合作品和对象的关系，完善它的主题内容，在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

　　邹：从你对中国的了解，对世界的了解，和你自己目前的状态来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胡：设计还是用手做出来的，但设计师不应只局限于手工制作，还应参与到对文化的思考、文化的建设上去，两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完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都在发展，设计师的舞台很大，参与的机会也多，往往容易忽略思考，这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